毋庸讳言，文化研究之于中国，仍可为其勾勒出一条西方理论的旅行线路：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其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亚太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国）。然而，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广泛涉猎90年代当代文化现象——不是依据既存的文化研究（或曰文化评论）理论，亦非试图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是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惟一或“惟二”、“惟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须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
在文化研究领域，尽管首先跃入我们视野的或许是90年代拥挤而繁杂的文化风景线，但我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时下与流行；即使具体到90年代的文化研究之中，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便是对我们最为直接的精神遗产（80年代思想文化史）的思考与反省。而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们对今日文化现实的描述与思考，同样无法回避对近、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再读与反思。是反思，不是简单粗暴的拒绝与否定。将反思、反省作为否定的代名词或特殊修辞方式，无非是80年代“历史文化反思运动”在我们记忆清单上写就的一笔。“反省80年代”，并不意味着在八九十年代之间建立起“现代”与“后现代”、“精英”与“大众”的截然对立的表述，并且以“优越全新”的后者否决“陈旧过时”的前者。类似做法不仅简单且荒谬，而且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在于：一边是非历史或反历史的研究态度，而另一边则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即线性的历史进步观———新的、晚近的便是好的、善的、美的。事实上，90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剧变，不时以所谓“原画复现”的方式提示着历史的脉络。尽管不一定以“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的方式，但同样的历史景观确乎在不同的时段中复现。因此，今日的中国文化研究不仅必须在历史的维度上展开，而且其自身便同时是新的角度与视野中的历史研究。一种知识谱系学与考古学的方法由此而成为或可借重的“他山之石”。
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或曰文化评论）由是成为必需。事实上，1993年以来，种种学术论文、随笔、杂文以至专著，已然在有意无意间开始建构或涉足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此间，简约斑驳暧昧的包装与油彩，梳理迷宫般的文化路径，以单纯清晰的线条勾勒一幅文化的地形图，似乎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如果说，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是文化研究必须跨越的第一关口，那么，“中国已然同步于世界”的乐观想像——仿佛90年代的中国已是全球一体化景观中一块并无杂质与差异的拼版，则是另一处诱人的捷径与陷饼，它会在中国与西方的相近历史时期、近似文化现象间进行简单的类比与并置。而类似做法，与其说是凸现，不如说是遮蔽了异常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现实，尤其是会遮蔽全球化进程中复杂的权力关系，遮蔽跨国资本的渗透对成型中的中国文化工业、文化市场的多重影响，遮蔽在文化包装之下的市场争夺、利益分配等经济驱动作用，遮蔽在当代中国特定历史维度之上，一个民族、阶级、性别话语的再度构造及合法化过程。
极端丰富的文化现象的涌流，似乎给任何一种尝试勾勒一幅完整清晰的90年代中国文化地形图的努力，提供了“能指的盛宴”。我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攫取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资料，剔除其中的暧昧可疑之处，用以构造一幅天衣无缝、光可鉴人的文化图景。然而，90年代的中国文化，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色彩绚丽、线条清晰的图画，不如说为我们设置了一处镜城：诸多彼此相向而立的文化镜像——诸多既定的、合法的、或落地生根或刚刚“登陆”的命名与话语系统，以及诸多充分自然化、合法化的文化想像——相互叠加、彼此映照，造成了某种幻影幢幢的镜城景观。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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